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📋 赛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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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比赛分析】
北京时间5月3日消息，2023-2024赛季CBA季后赛四强战，辽宁男篮94-111不敌广东男篮，总比分战成1-1。
本场比赛，双方的对抗非常激烈，一共出现了63次犯规，其中辽宁队30次，弗格吃到技术犯规，赵继伟吃到违体犯规。广东队出现33次犯规，乔丹-贝尔吃到违体犯规。
两队合计执行了62次罚球，其中辽宁队37罚23中，命中率62.2%，莫兰德10罚仅3中；广东队25罚17中，命中率68%。
此外，两队共出现了高达45次失误，其中辽宁队26次失误，赵继伟6次，张镇麟5次；广东队出现19次失误，胡明轩失误6次。
（勿忘初衷）
【球队数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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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球两极分化，两队战术选择形成鲜明反差 本场多特蒙德控球率达到72%，云达不莱梅仅有28%，巨大的控球差距直观体现两支球队完全不同的比赛思路。多特以持续传控主导球权，依靠连续传球压制对手防线；不莱梅主动放弃球权，采用收缩防守的策略等待转换机会。这一组悬殊的控球数据，是整场比赛战术框架的基础，同时这项数据无法单独决定比赛走向，需要结合射门、扑救等进攻终结数据一同评估场上效果。
犯规越位与纪律牌，梳理全场执裁记录 全场犯规次数，多特9次、不莱梅11次；越位次数，多特3次、不莱梅4次。纪律处罚上，多特拿到2张黄牌，不莱梅拿到1张黄牌，两队全场均没有红牌出现。全部判罚以当值主裁判定结果为准，黄牌记录会录入德甲联赛纪律统计，按照联赛规则累计，达到指定数量之后球员将面临停赛。
赛事总结 结尾严格保留事实、观点二分结构，事实部分收拢全部可核验的原始统计数据；观点部分规避绝对化结论，明确划定“单场样本，无法预判后续比赛”的边界，不做夸大预判，保持客观体育复盘的调性，读者可以快速分清官方统计事实和主观解读内容。
射门产出差距明显，射正转化未能拉开分差射门统计显示，多特蒙德合计21次射门，其中9次射正、12次射偏；云达不莱梅合计11次射门，4次射正、7次射偏。多特在射门总量上占据优势，创造出更多进攻尝试，但是更多的射门数量没有转化为更大的比分优势，最终双方战成平局。射正数量可以直接反映进攻威胁程度，本场不莱梅门将需要应对多特多次瞄准门框范围的射门，防线承受持续的进攻压力。
定位球与反击数据，展现进攻发起模式区别定位球方面，多特拿到15次任意球、9次角球，云达不莱梅收获12次任意球、3次角球；反击数据上，多特完成2次反击进攻，不莱梅全场没有形成反击机会。多特依靠控球持续压迫，获得更多角球机会，同时保留少量快速反击的战术选项；不莱梅的定位球大多来自防守区域的犯规，没有依托断球打出反击，进攻手段集中在阵地定位球。
【事实部分】多特蒙德对阵云达不莱梅的比赛，多特控球率72%，9次射正、12次射偏，15次任意球、9次角球、2次反击，门将2次扑救，3次越位、9次犯规、2张黄牌，无红牌；云达不莱梅控球率28%，4次射正、7次射偏，12次任意球、3次角球，无反击，门将7次扑救，4次越位、11次犯规、1张黄牌，无红牌，所有统计内容取自本场德甲官方赛事统计。
门将扑救数据，反映双方门前威胁体量多特门将全场完成2次扑救，不莱梅门将完成7次扑救。扑救次数的差距，和两队射正数据相互对应，多特的9次射正给不莱梅球门带来更多直接威胁，不莱梅门将依靠多次扑救限制多特取得更多进球。扑救数据是门将单场表现的基础参考，德甲联赛会持续汇总门将赛季扑救数据，用于后续球员表现复盘。
【分析观点部分】以下内容仅为赛后解读推测，不具备事实确定性。悬殊控球率体现两队传控与防反的战术分歧，多特掌握球权和射门数量优势，但没能依靠持续进攻锁定胜局。本场所有数据仅为单场比赛样本，不能用来直接预判两队后续德甲赛事的进攻效率、防守稳定性，后续比赛的走势还会受到首发调整、临场战术变化影响。
【历史交锋】
直播吧10月14日讯 近日，热火名宿韦德在小贾伦·杰克逊主持的《Off Script with Trip》节目中谈到了父亲身份。
“在我的第一个孩子扎伊尔出生之前，我只是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一切都围绕自己展开。但有了他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他给了我人生的目标。我认为，无论一个人取得多少成就，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目标，而他让我找到了非常明确的人生意义。”
当被问及自己人生中最引以为傲的角色时，韦德表示：“我希望当一切尘埃落定时，答案是父亲。在体育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当然都很不可思议，但当你谈到未来的几代人，谈到那些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见到的韦德家族后代时，我希望自己在孩子和家庭身上留下的印记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名人堂生涯。当然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那是我努力追求的目标。”
韦德回忆第一次抱起孩子的感受：“当你在医院抱起那个小婴儿，看着他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自己肩负的所有责任。他们并没有要求来到这个世界，但你会开始思考自己想为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
【球员介绍】
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，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。
对于媒体的问询，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“姚主席在单位呢”，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：“别听那些，谣言！”
前男篮教练、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：“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，他跟队时间最长，对训练、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，很内行，我对他很有信心。”
说这话时，是男篮兵败之后，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，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，暗指的就是姚明。
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，推广小篮球项目，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；
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、工资帽制度、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，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，避免少数球队垄断，促进联赛整体繁荣；
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，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，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，难免碰壁。
一方面，主抓国家队成绩，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也许抓好国家队，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。反之，则会……
比如“双国家队模式”的尝试，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；
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，但在篮球圈里，根本没人信。
所以，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，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，未能挽狂澜于既倒，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。
其实在姚明上任前，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。
在任上，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管办分离的改革，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，依然“中途半端”，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，似乎有了争议。
例如体教结合、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。可惜，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，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。
在姚李上任之初，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，很多人认为，李金生的使命，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，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，让篮协去行政化，真正迈向职业化。
2017年姚明上任时，总局下发《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篮管中心的“业务”职责移交给篮协，舆论一度欢呼这是“脱钩”了。
而在2017年前后，改革的大方向是：管办分离，改变行政体育思路，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不过，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，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，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。
李金生是科班出身，北京体育学院毕业，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，当过中国男篮领队、竞赛部主任等，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。
当然，有时候，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。
在男篮输给菲律宾，无缘奥运会后，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：“承担责任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我辞职回家，杭州离上海也近；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（改革）”。
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，密集推出的时间点，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，而中后期的姚主席，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。
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，至今已有7年，他上任之初，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，而当时的大环境，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。
换句话说，摸石头过河的同时，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，一旦改革效果不好，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。
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：中国篮球改革“需要一场大手术，而不是小修小补”，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，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：大手术在哪儿？
举个例子，同在2017年，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（于前一年撤编），足协与总局在“形式上”脱钩，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。
同在2017年初，李金生接替信兰成，成为篮管中心主任，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，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。
可也许更该提出的，是这样一个问题：
当然，至于后来“脱钩不脱离”的名言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所以，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，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？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，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，甚至被收回？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。
姚明任期内，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（2018/202），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，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。女篮方面，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，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。
有这样一句话，在时代大势面前，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。
在中国体育圈，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。足管中心早早撤销，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，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。
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，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？该怎么做？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”
但时至今日，在重大决策时，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。篮管中心的高层，兼任篮协副主席，既是协助姚明工作，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，可谓“既是副手，也是上级”。
姚明上任一年后，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，“姚李搭档”只存在了一年。
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，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。
也许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姚主席是技术官僚，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过去，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（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）和项目协会（例如足协、篮协），通常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，管办不分、政事不分。
现在看来，当一条路走不通，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，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。
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——国家队成绩——的滑坡，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。
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，更像是“小修小补”，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，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，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，能够说了算的吗？
而要走好这一步，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，比如姚明。
姚明出任篮协主席，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。那个时候，姚李组合的出现，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。在当时，“去行政化”是整体改革方向。
众说纷纭，至于事态如何发展，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。
2014年仁川亚运会，中国男篮排名第5，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；2017年男篮亚洲杯，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，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。
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，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，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。
在姚主席上任时，李金生说：“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，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，他干事很钻研，当篮协主席很合适，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”
但也有消息源披露，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，而临时接替他的，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。
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。（李普利）
【比赛分析】
北京时间5月3日消息，2023-2024赛季CBA季后赛四强战，辽宁男篮94-111不敌广东男篮，总比分战成1-1。
本场比赛，双方的对抗非常激烈，一共出现了63次犯规，其中辽宁队30次，弗格吃到技术犯规，赵继伟吃到违体犯规。广东队出现33次犯规，乔丹-贝尔吃到违体犯规。
两队合计执行了62次罚球，其中辽宁队37罚23中，命中率62.2%，莫兰德10罚仅3中；广东队25罚17中，命中率68%。
此外，两队共出现了高达45次失误，其中辽宁队26次失误，赵继伟6次，张镇麟5次；广东队出现19次失误，胡明轩失误6次。
（勿忘初衷）
【球队数据】
阅读此文之前，动一下你发财的小手点击一下“关注”，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，感谢您的支持！
控球两极分化，两队战术选择形成鲜明反差 本场多特蒙德控球率达到72%，云达不莱梅仅有28%，巨大的控球差距直观体现两支球队完全不同的比赛思路。多特以持续传控主导球权，依靠连续传球压制对手防线；不莱梅主动放弃球权，采用收缩防守的策略等待转换机会。这一组悬殊的控球数据，是整场比赛战术框架的基础，同时这项数据无法单独决定比赛走向，需要结合射门、扑救等进攻终结数据一同评估场上效果。
犯规越位与纪律牌，梳理全场执裁记录 全场犯规次数，多特9次、不莱梅11次；越位次数，多特3次、不莱梅4次。纪律处罚上，多特拿到2张黄牌，不莱梅拿到1张黄牌，两队全场均没有红牌出现。全部判罚以当值主裁判定结果为准，黄牌记录会录入德甲联赛纪律统计，按照联赛规则累计，达到指定数量之后球员将面临停赛。
赛事总结 结尾严格保留事实、观点二分结构，事实部分收拢全部可核验的原始统计数据；观点部分规避绝对化结论，明确划定“单场样本，无法预判后续比赛”的边界，不做夸大预判，保持客观体育复盘的调性，读者可以快速分清官方统计事实和主观解读内容。
射门产出差距明显，射正转化未能拉开分差射门统计显示，多特蒙德合计21次射门，其中9次射正、12次射偏；云达不莱梅合计11次射门，4次射正、7次射偏。多特在射门总量上占据优势，创造出更多进攻尝试，但是更多的射门数量没有转化为更大的比分优势，最终双方战成平局。射正数量可以直接反映进攻威胁程度，本场不莱梅门将需要应对多特多次瞄准门框范围的射门，防线承受持续的进攻压力。
定位球与反击数据，展现进攻发起模式区别定位球方面，多特拿到15次任意球、9次角球，云达不莱梅收获12次任意球、3次角球；反击数据上，多特完成2次反击进攻，不莱梅全场没有形成反击机会。多特依靠控球持续压迫，获得更多角球机会，同时保留少量快速反击的战术选项；不莱梅的定位球大多来自防守区域的犯规，没有依托断球打出反击，进攻手段集中在阵地定位球。
【事实部分】多特蒙德对阵云达不莱梅的比赛，多特控球率72%，9次射正、12次射偏，15次任意球、9次角球、2次反击，门将2次扑救，3次越位、9次犯规、2张黄牌，无红牌；云达不莱梅控球率28%，4次射正、7次射偏，12次任意球、3次角球，无反击，门将7次扑救，4次越位、11次犯规、1张黄牌，无红牌，所有统计内容取自本场德甲官方赛事统计。
门将扑救数据，反映双方门前威胁体量多特门将全场完成2次扑救，不莱梅门将完成7次扑救。扑救次数的差距，和两队射正数据相互对应，多特的9次射正给不莱梅球门带来更多直接威胁，不莱梅门将依靠多次扑救限制多特取得更多进球。扑救数据是门将单场表现的基础参考，德甲联赛会持续汇总门将赛季扑救数据，用于后续球员表现复盘。
【分析观点部分】以下内容仅为赛后解读推测，不具备事实确定性。悬殊控球率体现两队传控与防反的战术分歧，多特掌握球权和射门数量优势，但没能依靠持续进攻锁定胜局。本场所有数据仅为单场比赛样本，不能用来直接预判两队后续德甲赛事的进攻效率、防守稳定性，后续比赛的走势还会受到首发调整、临场战术变化影响。
【历史交锋】
直播吧10月14日讯 近日，热火名宿韦德在小贾伦·杰克逊主持的《Off Script with Trip》节目中谈到了父亲身份。
“在我的第一个孩子扎伊尔出生之前，我只是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一切都围绕自己展开。但有了他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他给了我人生的目标。我认为，无论一个人取得多少成就，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目标，而他让我找到了非常明确的人生意义。”
当被问及自己人生中最引以为傲的角色时，韦德表示：“我希望当一切尘埃落定时，答案是父亲。在体育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当然都很不可思议，但当你谈到未来的几代人，谈到那些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见到的韦德家族后代时，我希望自己在孩子和家庭身上留下的印记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名人堂生涯。当然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那是我努力追求的目标。”
韦德回忆第一次抱起孩子的感受：“当你在医院抱起那个小婴儿，看着他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自己肩负的所有责任。他们并没有要求来到这个世界，但你会开始思考自己想为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
【球员介绍】
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，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。
对于媒体的问询，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“姚主席在单位呢”，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：“别听那些，谣言！”
前男篮教练、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：“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，他跟队时间最长，对训练、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，很内行，我对他很有信心。”
说这话时，是男篮兵败之后，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，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，暗指的就是姚明。
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，推广小篮球项目，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；
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、工资帽制度、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，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，避免少数球队垄断，促进联赛整体繁荣；
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，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，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，难免碰壁。
一方面，主抓国家队成绩，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也许抓好国家队，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。反之，则会……
比如“双国家队模式”的尝试，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；
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，但在篮球圈里，根本没人信。
所以，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，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，未能挽狂澜于既倒，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。
其实在姚明上任前，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。
在任上，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管办分离的改革，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，依然“中途半端”，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，似乎有了争议。
例如体教结合、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。可惜，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，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。
在姚李上任之初，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，很多人认为，李金生的使命，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，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，让篮协去行政化，真正迈向职业化。
2017年姚明上任时，总局下发《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篮管中心的“业务”职责移交给篮协，舆论一度欢呼这是“脱钩”了。
而在2017年前后，改革的大方向是：管办分离，改变行政体育思路，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不过，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，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，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。
李金生是科班出身，北京体育学院毕业，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，当过中国男篮领队、竞赛部主任等，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。
当然，有时候，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。
在男篮输给菲律宾，无缘奥运会后，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：“承担责任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我辞职回家，杭州离上海也近；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（改革）”。
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，密集推出的时间点，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，而中后期的姚主席，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。
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，至今已有7年，他上任之初，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，而当时的大环境，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。
换句话说，摸石头过河的同时，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，一旦改革效果不好，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。
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：中国篮球改革“需要一场大手术，而不是小修小补”，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，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：大手术在哪儿？
举个例子，同在2017年，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（于前一年撤编），足协与总局在“形式上”脱钩，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。
同在2017年初，李金生接替信兰成，成为篮管中心主任，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，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。
可也许更该提出的，是这样一个问题：
当然，至于后来“脱钩不脱离”的名言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所以，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，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？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，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，甚至被收回？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。
姚明任期内，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（2018/202），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，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。女篮方面，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，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。
有这样一句话，在时代大势面前，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。
在中国体育圈，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。足管中心早早撤销，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，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。
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，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？该怎么做？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”
但时至今日，在重大决策时，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。篮管中心的高层，兼任篮协副主席，既是协助姚明工作，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，可谓“既是副手，也是上级”。
姚明上任一年后，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，“姚李搭档”只存在了一年。
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，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。
也许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姚主席是技术官僚，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过去，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（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）和项目协会（例如足协、篮协），通常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，管办不分、政事不分。
现在看来，当一条路走不通，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，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。
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——国家队成绩——的滑坡，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。
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，更像是“小修小补”，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，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，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，能够说了算的吗？
而要走好这一步，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，比如姚明。
姚明出任篮协主席，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。那个时候，姚李组合的出现，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。在当时，“去行政化”是整体改革方向。
众说纷纭，至于事态如何发展，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。
2014年仁川亚运会，中国男篮排名第5，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；2017年男篮亚洲杯，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，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。
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，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，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。
在姚主席上任时，李金生说：“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，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，他干事很钻研，当篮协主席很合适，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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